摘 要：本研究聚焦于“熊猫符号”这一关键中国文化表征，探讨其在东盟影视及相关媒体中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实践。研究运用斯图亚特·霍尔的“编码/解码”理论与文化“挪用”概念，通过文本分析发现，东盟本土创作者并非被动接收者，而是采取了三种能动的主体性策略：服务于商业逻辑的去政治化与普世化挪用；旨在建构文化亲近感的协商式再语境化；以及基于本土社会议程（如环保）的批判性反思。研究的核心论点在于，“熊猫符号”是一个意义不固定的“流动的能指”，其最终意义由编解码双方在特定语境下协商生成。本研究进一步提出，一个文化符号的跨国传播效果，关键取决于其与接收地文化（如商业逻辑、社会价值观）实现有效“语境对接”的能力。基于此，研究为中国国际传播实践提供了从“文化输出”转向“价值共鸣”等具体启示。